黃國樑
歷史不總是一個單一視角的產物。六四亦復如此。
六四當然是個悲劇，但關於它的詮釋卻不能總停留於民主與暴政這類猶如宣傳單般的評價。
歷史對一件歷史事件的功過，會隨時間的流逝與形勢的變遷，而發生劇烈的變動。
以六四為例，若中共鎮壓後的政經發展，是向著衰頹與崩潰前進，那麼鎮壓就會變成永恆的罪人；但大陸如今卻造就了人類史無前例的崛起，鎮壓就會成為一種必要之惡，亦即，當年若不如此，中國恐無今日。
沒有人知道，如果中國當年馬上就如東歐民主化一般，慨然地實施民主，如今的中國將是何種面貌。但可以依據其他國家的經驗推測，當時仍然窮困的中國，
經過一番民主的折騰，可能至今仍在陣痛，GDP可能還在相當困窘的水平。沒有中產階級，很難實現民主，民主在一個只有窮人的社會，多半是一場災難。
印度即是一個在貧困中就實施民主的國家，至今猶在掙扎，然而它也已顯現了可以往上超越的可能，這是否是貧窮民主是災難說法的反證呢？
我以為並不是的，所謂災難，並不是指一個命定的答案，而是依據它的內在加以衡量，貧窮的民主不是出現獨裁者，就是持續的動盪，一直到它達到某種平衡，而這種平衡的出現往往是在經濟終於進展到一定的水準之後。也就是一支穩定的中產階層終於出現，並且成為多數。
另一方面，若無令人信賴的法治系統，民主依然不會成功。
當年的學運領袖事後都證明，他們只是一種理念的單純追求，卻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所應具備的條件，對於發展的時間與階段的理解，十分薄弱，特別是王丹這一類的只有街頭暴力的民主，中國勢必是一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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